大唐风后 - 转载 李世民兵败径州 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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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时间：2009年12月18日来源：进入论坛点击数：101我要评论【收藏】

    提要：唐军打下长安后四面是敌。其他地方都打胜仗唯有西线吃紧。李世民带着窃取的平阳公主军队战薛举，连吃败仗。太子建成不得不弃大好机会，停止对洛阳进攻，回师将刘文静等交给李世民以救西线战局。王世充得苟延三年，国家人民都得多受重大损失。即使如此李世民仍惨败，刘文静等当了替罪羊。刘文静死,李世民是最大的嫌疑犯。薛秦内溃使李世民得以成功，此前始终胆小如鼠。唐秦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。得利的是地主阶级。战祸所及唐区人口损失惨重，陇西凋敝，李世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竟还吹出大败薛举问天子有降事否的神话来。

    武德元年（公元617年）七月李世民兵败泾州不算新话题了，好早有人意识到了。《旧唐·高祖本纪》承认“秋七月……秦王与薛举战于泾州，我师败绩。”李世民纪亦称“武德元年七月，薛举寇泾州，太宗（李世民）率众讨之不利而旋。”《旧唐》是唐遗老所写，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给李世民抹黑，只可能尽量淡化李世民的责任和损失。在旧传中就归罪于刘文静、殷开山了。《薛举传》说：

    太宗（李世民）又率众击之，军次高墌城，度其粮少，意在速战，乃命深沟坚壁，以老其师。未及与战，会太宗不豫，行军长史刘文静、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，恃众不设备，为举兵掩乘其后。太宗闻之，知其必败，遽与书责之。未至，两军合战，竟为举所败，死者十五六，大将慕容罗睺、李安远、刘弘基皆陷于阵。太宗归于京师，举军取高墌，又遣仁杲进围宁州。郝瑗言于举曰：“今唐兵新破，将帅并擒，京师骚动，可乘胜直取长安。”举然之。临发而举疾，召巫视之，巫言唐兵为祟，举恶之，未几而死。

    损失之惨重，对唐之危害，一清二楚。但责任推在刘文静、殷开山身上，李世民却一贯正确。但却无法自圆其说。据说是刘文静、殷开山不听李世民轻率冒进。如此当是败于进攻。然“恃众不设备”又表明是受了薛举的主动进攻。

    《刘文静传》、《殷开山传》大致相同。但《刘文静传》说是出军争利而败，《殷开山传》说是耀武以威而败。都回避了“恃众不设备”之说。

    《新唐》完全归罪于刘文静、殷开山，《高祖本纪》称刘文静败绩。李世民纪称“太宗（李世民）有疾，诸将为举所败。”

    《通鉴》兼收并蓄，承认恃众不设备，又指出“举潜师掩其后，壬子，战于浅水原，八总管皆败，士卒死者什五六，大将军慕容罗睺、李安远、刘弘基皆没，世民引兵还长安。举遂拔高墌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；文静等皆坐除名。”

    一说诸将出军争利而败，耀武以威而败。一说“恃众不设备”。我们该相信那一个呢？

    答案只能一个，不是诸将出军争利而败，耀武以威而败。只能是恃众不设备。唐兵强，兵多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下面还有专门探讨。这儿只指出一点，《刘文静传》里，据说李世民告戒刘文静、殷开山：：“举粮少兵疲，悬军深入”。那么好极了，这是李世民自己承认，薛举弱，唐军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李世民坚壁不战，以老敌师是上上上策。那么刘文静、殷开山出战争利，仍有极大的胜利把握，充其量代价大一些——仅仅是一些，决不至于会有士兵十死五六，京师骚动之虑。实在也看不出唐军不趁人多势众，兵强粮多，敌军粮少兵疲的机会，有非坚壁不出的必要。唐军何尚不有师老之虑？《通鉴》说薛举潜师掩袭其后当是事实。

    所谓刘文静、殷开山不听李世民出战争利。纯是谎言。诿过于刘文静、殷开山而已。到后来又把自己吹成唯一正确者，似乎照自己意见办就不会失败了。

    不过还好，封建史家中，总算还有人承认李世民打了败仗。《旧唐》本纪作者不能不承认。但欧阳修就不一样了，为了把李世民尽量神圣化，就把过错完全推在刘文静、殷开山身上。

    现在也有人意识到李世民打了败仗诿过于人。但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，不然本人就没有必要写本文了。

    (一)李世民义宁元年十二月之败与伪造的胜仗

    李世民战薛举打败仗绝不仅在武德元年七月浅水原。浅水原实在是败得不像样子，包不住了，才在历史记载中不得不保留下来。

    《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》早已说过李世民本没多少军队，他的军队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窃取来的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李世民刚到司竹时，平阳公主有兵七万，加上李神通、段纶共九万人。后来发展到十三万。因此估计平阳公主军队发展到十万是恰如其分的。长安下，李神通去了东面，段纶被抹煞，但笔者知道他与后来被李世民杀害的襄武王李琛、及被李世民囚禁的赵郡王李孝恭，去了巴蜀，这儿不论。而李世民则西去对付薛举。《通鉴》称：“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。又使姜謩、窦轨俱出散关，安抚陇右。”

    显然李世民是军事总指挥。

    姜謩在《唐高祖起义晋阳》说过，最早追随高祖起兵，为高祖器重，他也认高祖必为拨乱之主，以身相托。《旧唐·姜謩》“时薛举寇秦、陇，以謩西州之望，诏于陇右安抚，承制以便宜从事。……謩与窦轨出散关，下河池、汉阳二郡。”果然取得了成就。《通鉴》说，义宁元年十二月“乙未，平凉留守张隆，丁酉，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。以窦璡为工部尚书、燕国公，萧瑀为礼部尚书、宋国公。”萧瑀既然进京做官，军队自然交了出来。姜謩显然是做政治工作的。萧瑀军队不是直接交给李世民，便是交给窦轨，也就是间接交给李世民。扶风太守窦璡降后参加了战薛举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刘世让。据《新唐》本传：

    高祖入长安，以湋川归，授通议大夫。时唐弼余党寇扶风，世让自请安辑，许之，得其众数千，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，率兵二万拒薛举，战不胜，与弟宝皆没于贼。

    《旧唐》大致相同，只是没说二万人。

    刘世让算是兵力最强的了。萧瑀、窦璡作为小郡太守充其量只有几千兵。从武德七月之败所说，“八总兵皆败”可看出，陇西方面当是凡总管都受李世民指挥。那么他们与窦轨都应是受李世民指挥。

    另有那个李安远，高祖攻绛郡，与陈叔达一起被俘。后拜右翊卫统军武德元年授右武威大将军。从“右”字看，当是李世民部下。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。在后来除刘世让外，萧瑀、窦轨、窦璡、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。《旧唐·刘文静传·李安远附传》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。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，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。

    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，不光刘世让，姜謩、窦轨、都先后打了败仗。窦轨引还，刘世让为薛举虏。（见《通鉴》）既然如此，那么他们打败仗，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！新旧本纪均不提及。刘世让有兵二万，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，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。

    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，击薛仁杲（《通鉴》为薛仁果）于扶风，大破之，薛举大惧，问其群臣：“自古天子有降事乎？”的神话来。

    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！

    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“天子”。而是称西秦霸王。《通鉴》考异承认，据《唐高祖实录》“武德元年四月（十七日）辛卯，举称尊号。”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，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。三月隋炀帝死，消息传到陇西，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。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，薛举还不是皇帝，哪么可能有询问“天子有降事乎？”？

    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，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，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，掩盖败迹，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。

    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《唐高祖实录》，当事人都在，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。其他记载，如《唐书·薛举传》，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，举僭号于兰州。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，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。《唐高祖实录》李世民也看过。司马光不采纳《唐高祖实录》而采纳《举传》，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：“天子有降事乎？”的谎言倒推出来的。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？《高祖实录》日月明确，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，合乎情理。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。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，不但没有明确日期，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。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。

    《隋书·帝记》则称义宁元年“十二月癸末，薛举自称天子，寇扶风秦公（李世民）为元帅，击破之。”《隋书》号称魏征所撰，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，而且从避讳“世”、“民”两字可见，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。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，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。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。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，又将时间移到七月。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。

    姜謩、窦璡、刘世让之败，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。刘世让败于扶风，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，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！《通鉴》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。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，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。就算是该月底！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。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“天子有降事乎？”还有能力大败窦轨、刘世让吗？刘世让有兵二万，不算多也不算少，薛举能先大败窦轨，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，这力量不算小了，薛举有必要问：“天子有降事乎？”吗？

    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

    《唐书·姜謩》称“轨轻敌，为举所败”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。是不是这样且不论。既然窦轨是轻敌，那么就应该“重敌”了。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，那他会问“天子有降事乎？”吗？尤其是，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，那不久以后——武德元年七月，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，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五六？还使京师骚动！

    谎言终究是谎言，难免漏洞百出。无法自圆其说。

    我们至多只能想象，唐占领长安后，扶风成了唐与薛举抢占的战略要地。唐捷足先得。薛仁杲为快，先只带了少数兵来，见唐已先占据便退兵了。双方充其量只有些小接触。谁胜谁负很难说，更谈不上大胜与大败。薛仁杲回去后，就带大队人马前来争夺扶风。结果是刘世让等大败。《唐·纪》均避而不谈。太子、齐王芝麻大的事，有的还是捏造的，也要大书特书。

    真实情况只能是：李世民战薛举一开始就不顺利，先窦轨败，尤其后来刘世让兄弟败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世民绝不可能从西线抽身。西线吃紧！

    可是太子东向打到洛阳城下，据说又是李世民的功劳？！

    (二)冒牌的东进元帅

    《通鉴》说：义宁二年正月“戊辰，唐王（唐高祖）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，秦公世民为右元帅，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。”

    戊辰是正月二十二日，离所谓的大败薛仁杲仅三十五天，离窦轨、刘世让败没，最多二十几天。

    李世民什么时候从西线抽的身？他能抽身吗？京师至东都850里，至扶风390余里，加上据说李世民大败薛仁杲后的追奔至垅坻，这来回路上时间大概就需二十多天。他怎么可能弃窦轨、刘世让之败局于不顾，匆匆而东，到了洛阳城下又不攻，又匆匆而西，再去战薛举？他在打游击战吗？

    《旧唐》李世民纪，更是说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，总兵十万徇东都。对太子建成提都不提。前已说过，所谓的大败薛仁杲后，离年底只有十三天了，如加上窦轨、刘世让之败不到九天了。他是机械化部队吗？

    自古以来，两个元帅当家，不如一个元帅做主。为什么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唐高祖，每次派太子建成为元帅时，总又要派李世民？难道高祖不知道，一支部队出两个元帅是打不赢胜仗的？西河之战说是太子建成与李世民一起去的，更有说是李世民去的。现在又是这样。

    实际只能是李世民一直在西线对付薛举，根本就没去过东线。建成为左元帅东向洛阳，李世民为右元帅西战薛举。《唐高祖起义晋阳》已说过，当时左是东的意思，右是西的意思，左比右大。两个元帅各顾一头，这才合乎军事常识。一头去了两个元帅，另一头才打了败仗，却军无统帅实在荒谬。

    所谓李世民东向洛阳的功绩，全是掠太子功绩为己有。至于正月二十二日不过是封元帅而已，人早就去了。正好像“三月，己酉，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道行军元帅、都督十五郡诸军事，听以便宜从事。”（《通鉴》），不等于齐王那时才去太原。

    打到洛阳城脚的是太子建成，招谕东都的也是太子建成。

    太子建成在唐高祖从河东渡河到长春时，就去永丰仓。刘文静、王长谐均为所隶。后来消灭了屈突通主力，唐高祖认为屈突通已不足虑，就让太子建成选精兵，西向长安，参加了攻长安。留下了刘文静、长孙顺德、钱九陇等对付走麦城的屈突通。后刘文静等打败了屈突通，桑显河降唐，屈突通兵败被俘，刘文静等就朝东打去。此时京城已下。唐高祖让李孝恭、李瑗、段纶等南下巴蜀，让李世民西向对付薛举，而太子建成率军东向打到洛阳城脚。这才是事实真相。

    在从洛阳退兵时，派刘弘基于三王陵设伏，败段达的也是太子。刘弘基原是左三统军之一，一直追随太子。只是逼近河东县时，奉高祖之令，与殷开山、王长谐先过黄河，后来在渭北收揽了六万军队，成了弘基六士中的佼佼者。可《唐书·刘弘基传》居然称：“从太宗（李世民）击薛举于扶风，破之，追奔至陇山而返。”、“又从太宗经略东都，战于璎珞门外，破之。师旋，弘基为殿。隋将段达、张志陈于三王陵，弘基击败之。”《通鉴》也称“世民曰：‘城中见吾退，必来追蹑。’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；段达果将万馀人追之，遇伏而败。世民逐北，抵其城下，斩四千馀级。遂置新安、宜阳二郡，使行军总管史万宝、盛彦师将兵镇宜阳，吕绍宗、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。”全是谎言，把太子的功绩记在李世民功劳簿上。

    把刘弘基说成是李世民的人。把经略东都说成听命于李世民，所谓从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，也根本不是事实。刘弘基在下长安前，转战渭北，虽略地至扶风，接着便屯长安古城，耀军金光门，败卫文昇。与李世民毫无关系。在《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》和《唐高祖起义晋阳》中都已说过。

    置新安、宜阳二郡的也是太子。使行军总管史万宝、盛彦师将兵镇宜阳，吕绍宗、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的，仍是太子。

    《唐高祖起义晋阳》已说过，任環与太子早就受高祖令，于河东结雄豪。史万宝与李神通一起起兵，正合乎李神通东向。吕绍宗在高祖过黄河时围攻河东（蒲坂），此时亦已东向。盛彦师据《旧唐》本传：“大业中，为澄城长。义师至汾阴，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行军总管，从平京城。”他当是太子在河东结交的雄豪之一，所以跟太子去了东面。

    正因为一切都是太子，所以《新、旧唐》均称：“二年，授抚军大将军、东讨元帅，将兵十万徇洛阳。及还，恭帝授尚书令。”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，那么他又得了什么官职？

    太子军到洛阳城下：“东都号令不出四门，人无固志”，“城中多欲为内应者。”最典型的便是：“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。会西师已还，乃遣人招李密，期以己亥夜纳之。事觉，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。密闻城中已定，乃还。”

    太子几乎就要里应外合打下东都了，可却突然弃段世弘等内应匆匆而去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，回师是：“‘吾新定关中，根本未固，悬军远来，虽得东都，不能守也。’遂不受。戊寅，引军还。”这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。就算得了东都不能守，王世充等反动势力消灭了，隋朝的文物典籍及府库到手了，旧隋军队有的消灭了、有的收编了、有的遣散了、罪大恶极的镇压了。洛阳城内百姓也不至于大批死于饥荒。攻下后所得甚多，即使不能守，再退出去也来得及。

    正由于洛阳当时未下，以至又拖了三年多。洛阳百姓由三万户饿死到不及三千户。其他损失决不会比洛阳百姓死亡更小，还未计入内。

    如此匆匆而回必有急事，看东路军后来到了哪儿就知道了。刘弘基、刘文静、殷开山都去了西线。

    答案只有一个：西线吃紧，李世民快过，他于霍邑之战中，因有人兵败，导致他失踪。他既然到李世民战区当地方官，当原是李世民部下。常达倒打了一次小胜仗。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帅三十一天。但五天后又被薛仁杲俘。城自然丢失了。丢的什么城？未说。但常达既为陇州刺史，自然失的是陇州。李世民见死不救。

    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分陇州置含州了！含州只领南由一县。——那是陇州丢了，只剩下南由县了！唐高祖只好把剩下的唯一县，升为含州。后来薛秦败亡，含州没有存在的必要，于武德四年复归陇州。可李世民居然还指责唐高祖置州县太多，加重了百姓负担。对此的驳斥见《唐周历史研究之十：谁并省了州县——揭穿李世民又一谎言》。——陇东郡改为陇州于高祖登基时，《地理志》得到记载。但后来失去就不提了。平凉、安定原属唐，先失，因此高祖登基未能改州。对以前属唐也不提了。如是别人失的岂会不提？丢失了将近一个郡，包括郡治，李世民居然无动于衷。开始常达打胜，他也未趁机扩大战果。

    骠骑将军刘感镇泾州，仁果围之。城中粮尽，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，感一无所啖，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。城垂陷者数矣……

    刘感食尽必被围很久了。可李世民仍见死不救。但长平王李叔良倒来救援了。

    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泾州，仁果乃扬言食尽，引兵南去；乙卯（九月十三日），又遣高墌人伪以城降。叔良遣感帅众赴之，己未（九月十七日），至城下，扣（漏“门”字），城中人曰：“贼已去，可逾城入。”感命烧其门，城上下水灌之。感知其诈，遣步兵先还，自帅精兵为殿。俄而城上举三烽，仁果兵自南原大下，战于百里细川，唐军大败，感为仁果所擒。

    李世民仍按兵不动。刘感兵败，离李世民第二次为元帅三十天。或许有人会说：“李世民既为元帅。李叔良或许就是他派去的。”但这样一来李叔良、刘感败，就应该是李世民败了。实际情况是，李世民已下了死命令：“敢言战者斩”。李叔良是作为泾州刺史救刘感的。

    仁果复围泾州，令感语城中云：“援军已败，不如早降。”感许之，至城下，大呼曰：“逆贼饥馁，亡在朝夕，秦王（李世民）帅数十万众，四面俱集，城中勿优，勉之！”仁果怒，执感，于城旁埋之至膝，驰骑射之；至死，声色逾厉。叔良婴城固守，仅能自全。

    从这儿可以看出，李世民与李叔良是两码事。就算以前这个叔叔是李世民部下，早已被薛仁杲分隔开来了。所以救刘感当是他自作主张。李叔良正眼巴巴地等李世民来救援。刘感死得令人感慨，对李世民抱着极大的希望。可这位“秦王”悠闲得很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和李叔良被困，就是不来救。一直固守不出。不管刘感如何捐躯，将士如何苦守，他反正纹风不动。一直拖到十一月，又是一个半月。还下了死命令，连将士说战都不允许！

    难道这能叫做什么奇谋良策吗？这简直就是无策！！！

    长平王叔良，高祖从父弟也。……义宁中授左光禄大夫，封长平郡公。武德元年，拜刑部侍郎，进爵为王。师镇泾州，以御薛举。举乃阳言食尽，引兵南去，遣高墌人伪以降。叔良遣骠骑刘感率众赴之，至百里细川，伏兵发，官军败绩，刘感没于阵。叔良大惧，出金以赐士卒。严为守备，泾州仅全。四年，突厥入寇，命叔良率五军击之。叔良中流矢而薨，赠左翊卫大将军、灵州总管，谥曰肃。

    这是《旧唐书·宗室·叔良传》对他的描写。可见他是领兵打仗的。但对于他以前有什么功绩？才得以升官、封公、封王只字不提！光写他打败仗。可这次败仗能怪他吗？甚至他严守泾州，出金以赐士卒。这一无私行为之前，还要加一个“大惧”于以贬低。不少宗室都是如此。他武德四年抗击突厥牺牲，子孝协嗣，武德五年，封范阳郡王。李世民也不放过，篡弑上台后以属疏，例降封郇国公。《旧唐书》史臣说：“无私于物，物亦公焉。高祖才定中原，先封疏属，……论功行赏，即无私矣。”竟给高祖加了一个以私亲，而不以功行赏的罪名？！当然是受了李世民的影响。

    安定长期处于薛举、薛仁杲的围困之中。刘感、李叔良能守孤城实在很不容易。安定被围不会是七月兵败的结果，一定要早得多。不能设想存粮只能维持一个多月，一定是围困数月了。正是靠他们“严为守备”，才“泾州仅全。”的。李世民拥重兵竟不顾他们死活。

    李世民至高墌，坚壁不出。不应理解为李世民在高墌城内。高墌在薛仁杲手里。因此李世民当在寨中，或附近小城中。刘感之败，李世民就在附近，可他见死不救，眼睁睁看薛仁杲捕杀刘感。百里细川之败应该就是李世民之败。可他归罪于李叔良。

    这就是李世民于高墌屯兵六十余日的真相！

    据《旧唐·地理志》金城郡（兰州）、西平郡（鄯州）、天水郡（秦州）、浇河郡（廓州）均是武德二年平薛举所置。以此论，这些地方不是武德元年李世民所收得的。他十二月就去了陕东道。不过对于他最终打败薛仁杲我们不置疑义。但他究竟是怎么打败薛仁杲的呢？在此以前先得看看薛举军的性质，及其失败原因，和唐秦之战的性质。

    （六）薛举薛仁杲的性质

    薛举一般也被人们称作隋官割据。其实薛举不过金城府一校尉。翟让亦是东郡法曹。他起兵性质原本也是农民起义。据《旧唐·薛举传》：

    大业末，陇西群盗蜂起，百姓饥馁，金城令郝瑗，募得数千人，使举讨捕。……举与其子仁杲及同谋者十三人，于座中劫瑗，矫称收捕反者，因发兵囚郡县官（注意着重号），开仓以赈贫乏。……有宗罗睺者，先聚党为群盗，至是帅众会之，封为义兴公，余皆以次封拜。掠官收马，招集群盗，兵锋甚锐，所至皆下。

    薛举成了陇西起义农民的凝聚中心，最先起义反隋的农民纷纷参加。不久以少胜多打败了隋将皇甫绾，可见士气高昂。

    《旧唐》又称薛仁杲：

    仁杲，举长子也，多力善骑射，军中号为万人敌。然所至多杀人，纳其妻妾。获庾信子立，怒其不降，磔于猛火之上，渐割以啖军士。初，拔秦州，悉召富人倒悬之，以醋灌鼻，或杙其下窍，以求金宝。

    这段描写的唯一价值：就在于薛仁杲仇视富有的地主、官僚，代表了农民夺回劳动成果的要求。至于对他残忍的描写毫无价值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劳动阶级起义对吸取他们血汗的敌人，固然有宽容的，有意气用事的，但不管如何，受他们打击，并且罪行累累的敌人，对他们总是要竭力描写成极端残忍的，并尽量夸大，尽量捏造。这儿“悉召富人倒悬之”就是大大夸大了。至少褚亮是豪门富户！不但没被倒悬，还被授以黄门侍郎。薛举亦是统一战线。旧官僚中如褚亮便是右翼，并博得李世民好感。现在有人认为薛举是隋官割据，大概这是其根据之一。实在我们也看不出褚亮究竟有什么好处。薛举死、薛仁杲兵败国亡，未见他褚亮有什么难过。所以薛秦究竟是打击面太宽，过分残忍，还是过分宽容，收揽了一批理应打击的地主、官僚，还难下结论。

    《唐书·薛举传》把薛举军写得十分残酷：

    举每破阵，所获士卒皆杀之，杀人多断舌、割鼻，或碓捣之。其妻性又酷暴，好鞭挞其下，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，则埋其足，才露腹背而捶之。由是人心不附。

    而据《唐书》本传，常达被俘后：

    牵达以见于举。达词色抗厉，不为之屈。举指其妻谓达曰：“识皇后否？”达曰：“正是瘿老妪，何足可识！”竟释之。有贼帅张贵谓达曰：“汝识我否？”答曰：“汝逃死奴。”瞋目视之，贵怒，拔刀将斫达。人救之，获免。

    据《通鉴》：

    达见仁果，词色不屈，仁果壮而释之。奴贼帅张贵谓达曰：“汝识我乎？”达曰：“汝逃死奴贼耳！”贵怒，欲杀之，人救之，获免。

    即使薛仁杲，对顽敌还能壮而释之，而这顽敌才骂了自己的母亲。可见薛举军并非像写的那么残忍。刘弘基、李安远、常达等被俘，后来都回来了。倒是唐对秦俘，特别残忍，很多人后来都被杀。张贵欲杀常达有人救，薛仁杲也没杀常达。而张贵、薛仁杲被俘后都被杀，就没人救。或许有人救，而不被采纳。如唐军败了，一样会有人骂他们残忍的。成功的就是王，失败的就是寇！唐高祖杀阴、骨，及欲杀李靖，尚被认作公报私仇。

    从张贵与常达的对话看，他们好像原本就认识。张贵问他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倒像曾在常达那儿为奴，并受过欺压。李世民手下也确有常达、丘行恭这种极端仇视起义奴隶的奴隶主、地主代表。

    但李世民所率军队中，何尚没有“奴贼”？《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》中已说过，马三宝便是协助平阳公主起义的奴隶，此时亦正在李世民手下。《柴绍传·马三宝附传》称他从平薛仁杲，迁左骁卫将军。柴绍本人也跟李世民平薛举。马三宝功劳极大。他帮平阳公主起兵，说下何潘仁等四支农民军，军至七万。后来又有功绩。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，先锋陷阵，斩其名王。完全有资格封国公，但只封了个县公。钱九陇也是奴隶。他原本在太子麾下，一直在东线作战。据本传，后来也从平薛仁杲——那是西线吃紧，太子军西援李世民。又战刘武周，以前后战功累授右武卫将军。后又参加擒窦建德，平王世充；从太子讨刘黑闼。累封郇国公，仍以本官为苑游将军。两人相差为什么那么大呢？唐高祖是很器重马三宝的。据本传：“尝从幸司竹，高祖顾谓三宝曰：‘是汝建英雄之处，卫青大不恶！’”——唯一的解答，就是他在李世民手下，受到了压制。而钱九陇在太子手下。当时在李世民手下，出身奴隶的还有樊兴。

    从以上情况看，唐秦之战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。

    然而薛举军队虽然骁勇善战，但统一战线中矛盾重重。薛举或许尚能维持一定程度的团结。待薛举去世：“仁杲立于折墌城，与诸将帅素多有隙，及嗣位，众咸猜惧。郝瑗哭举悲思，因病不起，自此兵势日衰。”又：既然说薛仁杲对富人特别残忍，夺其财物。“举每诫之曰：‘汝智略纵横，足办我家事，而伤于苛虐，与物无恩，终当覆我宗社。’”这父子俩人的政策也不一样。

    所谓的薛举问：“古来天子有降事否？”虽是谎言。多半是褚亮，或其儿子褚遂良为讨好李世民编的。但从所谓的褚亮回答：“昔越帝赵佗卒归汉祖，蜀主刘禅亦仕晋朝，近代萧琮，至今犹贵。转祸为福，自古有之。”可以看出，在他眼里，不但薛仁杲，而且薛举亦不是可事之主。他看中的是李世民。果然李世民与他臭味相投，“薛举僭号陇西，以亮为黄门侍郎，委之机务。及举灭，太宗闻亮名，深加礼接，因从容自陈。太宗大悦，赐物二百段、马四匹。从还京师，授秦王文学。”薛举对他并不错。但旧主死的死，败的败，他却毫无痛惜。立即投靠新主了。与郝瑗比实在是天上地下。

    从此陇中地主、官僚、士族集团，与唐高祖统一战线中的右翼，关中地主、官僚、士族互相勾结，共同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。

    薛仁杲就是被他们搞垮的。以后他们又搞垮了唐高祖。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，固然其领袖有责任。但地主阶级总是要挑起农民自相残杀的。如果以后有资料发掘出来，说开始最坚决主张攻唐的，正是褚亮，那我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！